明朝崇祯十七年（清朝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
在这以前不久，雄踞东北的后金英明汗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顽强守御，屡次打败爬城进攻的后金军，努尔哈赤又气又恨，指挥后金兵在城墙根部凿洞，准备破墙入城。袁崇焕发觉后，命令用西洋运来的火炮轰击。努尔哈赤被炮弹炸伤，只好命令全军退走。同年七月，努尔哈赤创伤复发，去清河汤泉疗养。八月，伤势转重，乘船回盛京。途中，他知道即将逝世，通知大妃纳喇氏来迎。八月庚戌日，因伤势恶化，殁于途中的瑷鸡堡（今沈阳市南）。
第二天（公元1626年八月辛亥日），皇太极在诸贝勒和大臣的推举下称汗。第二年，改年号为“天聪”，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族（辛亥革命后通称满族）。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明朝时称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年号为“崇德”。
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勇于战阵，诸多军国大事，事必亲躬。由于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严重损伤了健康，积劳成疾。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晚上十时，在沈阳皇宫清宁宫东暖阁寝宫的南炕上端坐时突发心脏病而死。皇太极死后，大权落在多尔衮手里。
多尔衮是后金（清朝的前身）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努尔哈赤一共有十五个儿子，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他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作继承人。可那时多尔衮才十五岁，年纪太小。八子皇太极依仗自己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夺得了继承权。
现在皇太极死了，多尔衮正值年富力强，手下又掌握着努尔哈赤的精兵部队正白旗和镶白镶。他当然愿意按着当年努尔哈赤的遗言，接着当皇帝。可是，满族人受到中原封建文化的影响，文臣武将大多主张子承父业，想立皇太极的儿子当皇帝。多尔衮很聪明，为避免内部发生冲突，就放弃了当皇帝的想法，在皇太极的儿子中挑出一个年幼的——六岁的福临，立为皇帝。他自己当摄政王，大权独揽，掌管朝政。福临即位后，建年号为顺治。清朝习惯用年号称呼皇帝，所以历史上称他为顺治皇帝。
多尔衮和那些简单鲁莽的满族权贵不同，他有勇有谋，深知将来要夺取内地，和汉族人打交道，光靠打家劫舍的武力不行，还要依靠熟悉中原风土人情的汉族谋士。
多尔衮当了摄政王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豫亲王多铎阴谋抢夺汉族大学士范文程妻子的事情。多铎是多尔衮的同胞弟弟，他们的生母纳喇氏大妃，是努尔哈赤生前最宠爱的妃子，被皇太极等贝勒强行逼迫为努尔哈赤殉葬，用弓弦活活勒死了，所以多尔衮非常痛恨皇太极。母亲死时，小弟多铎才只有五岁，一直依附在多尔衮身边，一直到长大成人。因此，平日最受多尔衮的疼爱。
多铎见范文程的妻子非常漂亮，动了邪念，想抢占她，经常派人到范文程家周围观察动静，弄得范家日夜担忧，恐慌不安。多尔衮听到这件事，十分生气，马上派人把多铎叫来，当着满朝王公贵族和文臣武将的面严厉斥责了他，命令他上交二千两白银和十五个牛录的兵力（一牛录为三百人）作为惩罚。
平时受到满族权贵欺凌的汉族大臣见摄政王不避亲贵，重重处罚了多铎，从心底里释去疑虑和怨愤，从此更竭力为清朝出谋划策了。范文程当即上书朝廷，分析关内的形势，请求严申军纪，笼络人心，进兵中原，同农民军争夺天下。多尔衮觉得有理，便拿定主意，率领军队向通往中原的门户山海关出发了。
清军刚走到半路上，忽然迎来了两个明朝装束的人，自称是把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官吴三桂派来请兵的。
原来，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就接管了明朝的权利。他亲自召见将官和耆老，又派人到黄河流域各地去建立地方政权，甚至准备开科取士，筹备即位典礼了。在财政赋税方面，农民实行“三年免征”。这样，百姓固然受益，可是，维持军队和政府的庞大开支，就要靠没收明朝内帑（音：躺：国库里的钱财）和对官僚勋戚追赃。大将刘宗敏和李过主持“北饷镇抚司”，把明朝三品以上的官员，一律发往各营追赃助饷，不服者就拷打上刑，对四品以下的官员则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然后授职录用。本来，大多数官僚地主虽然心里勉强，但是还以为是一般的改朝换代，只要恭顺，便可保住功名富贵。不料，小官要捐银，大官要追赃，于是，官僚地主阶级都怀着疯狂的仇恨，转为与农民军对抗了。李自成等领导人，因为胜利也被冲昏了头脑，几乎忘记了东北关外还有虎视耽耽的清军。在一些农民官兵中，贪图钱财追求享乐的思想也有所滋生，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时候，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态度的转变，就越发举足轻重了。吴三桂出身官僚豪门，手下兵将骁悍，素为明朝以为北方屏障。农民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帝飞檄命他入卫，可他却走一走，停一停，迟缓观望，拥兵自重。北京陷落后，吴三桂又径直退回山海关去了。
李自成进京后，也看到吴三桂的重要作用，就命人带着四万两犒师银和他父亲吴襄的劝降信，许诺父子封侯，劝他投降。吴三桂接到信后，以为从此可以跻身新贵，就决计投降。带着兵马入京朝见李自成。不料走到半路上，府中的大总管来边关报信，说他父亲吴襄被索饷二十万两，又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了去，还说农民军放火烧了他家的宅院。吴三桂一听，肺都要气炸了，马上翻脸变卦，返回了山海关。为了报私仇，他派人去见多尔衮，请求合兵攻打农民军。
多尔衮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马上写信给吴三桂，答应出兵，并告诉他降清可以封王。吴三桂果然投降了清朝。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不肯归顺农民军，便亲自率军到山海关，征讨吴三桂。
顺治年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和吴三桂约好，双方进行决战。那天一开始，农民军以威武的气势把吴三桂的人马包围起来，占了上风。然而，早就埋伏好的清军突然掩杀过来。农民军猝不及防，乱了阵脚，败下阵来。李自成这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降了清朝，要引着清军入关了。
李自成连夜返回京城。他深知敌我力量对比对农民军不利，决定退出京城，做长期抗清的准备。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基称帝，国号大顺。第二天早晨就率领军队撤出北京，退回他的发祥地陕西去了。两天以后，清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北京城下。
北京城里的明朝文官武将听到消息，连忙出城迎接。他们走出离城门五里地以外，跪在大道两旁，不顾千军万马扬起的尘土，不住地磕着响头。多尔衮命令明朝官员在前面带路，从朝阳门经正阳门进入皇宫。进城之后，多尔衮在武英殿升座。他看了一眼那些恭恭敬敬的明朝官员，说：“我，我们大清军是仁义之师，这次进关杀贼，是为了替你们报君父之仇。”说罢，他又对身边的清朝王公大臣们说：“传我的命令，诸将进城，不许闯入民宅，对百姓要秋毫不犯，违令者严加惩办！”过了几天，多尔衮又装模作样地为崇祯皇帝发丧，表示自己不会跟明朝的官僚地主们为敌。
消息传开，那些为逃避农民军躲到城外的地主和官僚们，也都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按满族人的习惯剃了头发，留起辫子，迎接清军。
多尔衮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多年的夙愿，占领北京。他决定立刻迁都北京。可是有不少满族官员留恋东北故土，反对迁都。
有一天，他们又在朝堂上发生了争论，一些大臣对多尔衮说：“王爷，不如留军队在这里驻守，大军还是班师凯旋吧！”多尔衮沉吟片刻，严肃地说：“先皇（指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说过，如果得到北京，马上迁都，以图进取，况且现在人心未定，不可轻易放弃北京。”几天以后，奉命回去接小皇帝的使者拿着多尔衮的亲笔信上路了。
这一年十月，顺治皇帝从盛京来到北京。多尔衮用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以北京为首都。从此，清朝从偏居东北的小朝廷，成为统治全国的大清帝国。多尔衮为这件事立了大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当时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有兄长死后嫂嫂嫁给小叔的习俗。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为了讨好多尔衮，巩固儿子的皇位，也按这个习俗，和多尔衮结了婚。于是，多尔衮又被封为皇父摄政王。
多尔衮当了皇父摄政王，权力更大了。国家大事，他也不和别人商量，有时就在家里独自裁决。就连皇帝的玉玺，都被他搬到自己家里去了。
多尔衮虽然很有谋略，但是他那满族贵族的积习很难改变。他到北京以后仍然像满族入关前那样强行圈占土地，分配给王公贵族和八旗兵丁。北京附近方圆五百里的地方，全都被圈占。圈地官吏走到哪里，哪里的百姓就被赶走，不但田产房屋被霸占，就连锅碗瓢勺也不许带走。清朝官吏在北京附近先后圈地三次，共霸占土地十四万七千顷（一顷等于一百亩）。除了“圈地”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叫“投充”，就是强迫汉族百姓投靠到满族权贵门下，为他们当牛做马，耕地服役。后来，因为“投充”的人常常逃亡，清朝又颁布了“逃人法”，规定谁要窝藏逃亡的人，就要对谁处以重刑。
“圈地”、“投充”和“逃人法”很不得人心。可是，只要有人在朝廷上稍微表示不满，多尔衮就大发雷霆，恶狠狠地说：“今后，凡是有人敢为‘圈地'、’投充‘、'逃人法’上奏疏的，一律从重治罪！”
过了几年，顺治皇帝渐渐懂事了，对多尔衮独断专行越来越不满。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多尔衮病死了，十四岁的顺治皇帝开始执政。第二年，他下令没收多尔衮的财产，免去他的爵位，把依附他的王公大臣全部贬职、革职或者处死。随后，顺治皇帝又将多尔衮掌握的正白旗收归自己名下。从此，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都由皇帝自己管辖，称为上三旗。清朝的皇权也一步步的加强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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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最大的古战场
----细说萨尔浒大战的东线之战
萨尔浒大战发生在公元 1619 年，也就是明朝万历四十七年。明朝的辽东经略杨镐根据明朝廷的决定，分兵东、西、南、北四路，进攻后金。约定在三月初一，四路一起到达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合力进攻。赫图阿拉，即今新宾满族自治县老城。
进攻后金的四路明朝军队中，西路军因主将杜松轻敌，孤军冒进，最先被覆没在萨尔浒，因此，称这一战役为萨尔浒大战；北路军被歼于今抚顺县西北的尚间崖一带；东路军则全军覆灭于今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
一、东路军的组成
东路军的统帅是明朝的总兵官刘铤，一直在四川一带带兵作战。力大无穷，挠勇善战，所用大刀重一百二十斤，虽年逾花甲，仍能抡动如飞。因四川路远，来不及调兵，兵员多数是临时从浙江调集的，共一万五千人，已集结于宽奠。宽奠就是宽甸，那时宽奠有城无县。明朝政府还给朝鲜下令，让朝鲜派兵配合明军进攻后金，附属于东路军，受刘铤指挥。朝鲜军于万历四十六年组成了以姜弘立为元帅，金景瑞为副元帅的三个营，共一万三千人的队伍。万历四十七年春二月二十二、三日 ， 分批两天从朝鲜的昌城渡过了鸭绿江，到达了今宽甸满族自治县境内。二十六日，刘铤率部从宽甸向东出发，过了亮马佃［1］近二十里，在榛子头［2］会合了朝鲜军，组成东路军，号称四万。东路军经过今宽甸满族自治县的青山沟奔向拜东葛岭［3］，随即进入后金栋鄂部的地面。
二、东路军的进军路线
二月二十七日，明军、朝鲜军分别宿营于平顶山［4］和拜东葛岭下。二十八日，经过今桓仁满族自治县普乐堡镇，从镇北的牛毛沟翻过了牛毛大山，傍黑到达了位于山岭之上的牛毛大甸子（古名牛毛寨，现是桓仁满族自治县四河乡大甸子村），这条路是古时从朝鲜西部去今新宾满族自治县附近最近捷的路。东路军在路过牛毛岭时，遭遇了栋鄂部第一次简单的抵抗，“贼砍大木以塞路”［5］。二十九日为等待粮食，东路军在牛毛寨休息了一天。三月初一继续行军，晚宿营于马家寨。牛、马二寨相距30多里，所经过的后金栋鄂部部落，都加以点燃，俘获的人，全割下左耳留以计功。马家寨当在今桓仁满族自治县四河乡三道河村附近。大甸子与三道河村之间的古道迂回曲折，屡次涉水过河，“川涧险恶”，水深处能没腰，三十多里路，东路军走了一整天。三月初二，继续前进，午时，抵达深河，有河为阻。河是今桓仁满族自治县的六道河。隔河有山岗。此处，距马家寨约20里路程，在今桓仁满族自治县二户来镇黑卧子附近，距二户来三、四里，现称此处为“龙头”。古代是过河通道。在深河，后金栋鄂部的三个牛录额真［6］额尔纳、额赫、托保率领五六百骑已预先设防，严阵以待东路军。双方在此打了东路军进军后的第一仗。后金兵寡不敌众，败走登山，负险射矢如雨，东路军则放炮与之搏战，后金军伤亡较多，牛录额真额尔纳和额赫战死，折兵50人，托保率残兵退走。东路军中刘铤的爱将、守备官刘吉龙中箭而死，多人受伤。天黑后东路军就此处宿营。次日，三月初三，又因朝鲜军的粮食未到，在这休息了一天。
三、东路军进军路上的一段插曲
三月初三，在深河休息之日，刘铤因守备刘吉龙之死极其悲痛，命人就地火葬。朝鲜军则令各哨抢掠附近的栋鄂部部落，挖出老百姓埋藏的谷类，用石头捣碎，煮粥而食；并命令一员部将带领三百骑兵返回去迎接运饷队伍，天傍黑，回来报告，走出不到十里，遇到金兵拦阻，走不出去。而派出搜山的负责军官报告，共“斩头三十颗，活捉男女十五口，牛马十八头”。黄昏的时候，在山上放哨的东路军军卒回来报告，隐约听到东北方远处大炮响了三声。这炮声有一段故事。原来明朝进攻后金的西路军总兵杜松，恃勇争功，提前出边进攻后金，三月初一即孤军与后金军在萨尔浒作战，杜松战死，全军覆灭。这时，努尔哈赤为诱惑东路军进攻赫图阿拉，以利就歼，从杜松的降兵中挑选了一名机警的浙江兵，令他持缴获的杜松令箭冒充杜松的传令官，骑快马奔向栋鄂部，迎到东路军，对刘铤谎称杜松兵马已抵后金都城，催促东路军急进。刘铤不信，质问来人，杜松与自己都是总兵，同样是一路军的统率，怎么能像对待其部下一样，用令箭催进，来人诡称，迫于事急，不是用令箭传达命令，只是以令箭作证。刘铤又说，原定以炮声为号，现在西路军既已抵达后金都城，为什么不放炮。来人此时方知原有放炮为号的暗约。但他机警地应付说，放炮不如骑马急驰准确。三月初三黄昏，东路军听到的三声大炮响，正是来人回报努尔哈赤后，下令所放的炮声。听到炮声，刘铤才误信西路军已抵达后金都城。
四、东线之战的战场究竟在哪里
东线战场在何处，不见于历史资料。
最早认定东线战场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的是1978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出版的《栅中日录校释》这本小册子。在书的注释中注明：东线战场背靠的家哈岭是新宾满族自治县南头道沟岭，深河在桓仁满族自治县大二河（即六道河）中游铧尖子附近；把曰可时（瓦尔喀什）注释为新宾满族自治县南岔路子；瓦尔喀什河注释为大二河中游。这种注释，自身就不能圆其说，不能令人信服。另有人认为家哈岭是今新宾、桓仁两县直通公路的界岭——捞道沟岭。
上述认定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如果把家哈岭定位是新宾县南头道沟岭，则与《栅中日录》中所记各地之间的里程相悖；且岭的周围从未出土过古战争遗物；如把家哈岭定为捞道沟岭，而作为主战场的捞道沟岭南麓、桓仁满族自治县横道河子村，也从未出土过古战争遗物。1989年，偶然听说，1976年春，当时桓仁县铧尖子公社洼子沟大队的民兵修路时，在一个土坑里挖出了九顶古铁盔的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实地调查，得知洼子沟一带，从民国时期，即经常出土古代战争遗物。察看洼子岭周围环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谷，长约15里，最宽处的中段约3里。沟谷中有大小十余个支岔，其最长者约7-8里。沟谷的北端（顶端）岭岗与新宾满族自治县相接，岭不甚高。沟口与桓——本公路相交，其处是铧尖子镇的东堡。沟谷中有一条顺沟的小河，出沟后注入由西向东来的六道河上游——富沙河。富沙河流至二户来镇附近的黑卧子与西来的柳林子河汇合而成六道河的主流。根据洼子沟附近的地理环境和出土文物，对照《栅中日录》［7］，加以研究，不难断定洼子沟就是曰可时，即瓦尔喀什，洼子沟一名，即由瓦尔喀什派生而来，朝鲜人书写瓦尔喀什一名时，写作“曰可时”，读时仍读作瓦尔喀什。洼子沟河即瓦尔喀什河。《满文老档》等清初史料所载瓦尔喀什旷野，正是洼子沟内的中段开旷地；瓦尔喀什林，则是当年家哈岭上树林，而家哈岭正是洼子岭顶端与新宾满族自治县接壤的岭岗。东线之战的主战场，就是洼子沟中段。东路军刘铤的后续部队康应乾部，是在洼子沟口之外被歼；附属于刘铤指挥的朝鲜军队则覆灭在富察之野、朝鲜史料称之为富车的地方。富察之野，即今铧尖子镇东堡村至红塘石村再至二户来镇釜山村头之间的平野开阔地带。这一带正是六道河上游的富沙河流经之地。富沙（河）之名，当源出于富察。深河，当然不在铧尖子镇境之内，而在二户来镇黑卧子附近。深河可能源于其处水位较深而得名。二户来人相传：民国初年，在二户来的龙头地方（深河附近），出土过一尊铜炮，被人专门雇了一辆花轱辘马车送到沈阳，卖了八十元小洋钱，这尊炮应是当年明东军的遗弃物。
五、东线战场到底有多大
努尔哈赤只留四千兵由他亲自统帅，驻守都城赫图阿拉，以防明南路军。其余兵马约三万多人骑，命其儿子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即刻东进迎击明朝的东路军。
明东路军三月初四辰时从深河出发，仍是明军先行，朝鲜军后继。刘铤行军，一贯谨慎，军卒均携带鹿角枝，遇有敌情，可就地设阵。因前日黄昏昕到炮声，认定友军已先到后金都城，怕贻误战机，急于赶路，再加听说家哈岭外没有敌警，就命令军卒丢掉鹿角校，轻装急进，沿途又“分掠部落，焚烧房屋”毫无戒备。巳时，走出三、四个小时，其先锋部队抵达瓦尔喀什。
三月初四，天亮时，代善等所率后金轻骑，赶到了家哈岭上，前方岭下就是瓦尔喀什，将马栓在瓦尔喀什密林中休息。明军发现敌情，先抢占了一个柞树山岗，后金骑兵则抢占了其东面的高峰，分三路向明军冲击，一番厮杀之后，明军的先锋营被歼灭，率兵的游击宫乔一琦单骑逃出。此时，明军的主力部队已到达瓦尔喀什中段的旷野之中，事先埋伏在南谷的后金兵，切断了明军主力的后路，明军前受拦、后被堵，被装进了口袋。明军主将刘铤中箭而死。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明军的主力部队覆灭之后，后金军发现沟谷之外，还有明军康应乾的后续部队和朝鲜军队。随即开始扫荡了在今东堡附近设营的康应乾部并向朝鲜军队进攻。
朝鲜军队三月初四，继明军之后，从深河出发西进。东路军近三万人马，主要靠步行前进。辰时，明军启步，巳时，明军到达瓦尔喀什同后金军开仗之际，朝鲜军刚走出十里地，进入富察。正在行军的朝鲜军队，先是听到了前方作战的炮声，猜到前方有敌情，其元帅姜弘立，即纵马登上了路左的小山头。看到前方“回飙忽起，烟尘涨天”，即下令命其先头部队的左营于前方高峰设阵，中营即在其所登的山头布阵，让后边的右营，阵于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中、右二营按令即时布阵，前方的左营， 因后金骑兵迫近，来不及登山布阵，只好阵于平地。左营前方百余户的部落，已被先行的明军焚烧，烟气直扑左营。此时，明军的前锋官兼朝鲜军的监军乔一琦等三名明军官员，单骑跑到朝鲜军中营，通报了明军主帅刘铤战死，明军覆没的消息。随后，其它二人离去，乔一琦身为朝鲜军监军，表示要与朝鲜军共存亡。这时，从朝鲜军队的中营远远望见前方，烟尘中，后金骑兵分两翼围拢而来，直奔前方的左营。元帅鉴于左营势孤，急令后边的右营前去增援，两营才得联阵，后金骑兵一阵齐冲。朝鲜军的火枪、火炮，一放之后，来不及再装，后金骑兵已突入阵中，瞬息之间，两营皆覆没。中营相距两营不过千步，竟不能相救。随后，三万后金铁骑满山遍野将朝鲜军的中营团团包围。朝鲜军上下，被这一情景吓破了胆，其元帅甚至想要自杀。后金军随后寻翻译答话劝谕朝鲜军队投降。朝鲜军被包围了一夜。欲战不能，欲出无路，多次对话，到初五，不得已只得投降。连同其左右营残兵不下四五千人，被后金骑兵押解着奔向后金都城。明朝的监军乔一琦，见此情景，考虑到同去将不免一死，即坠崖而死。当天，走出了二十多里，住宿在瓦尔喀什。次日，才抵达后金都城。
朝鲜军的中营设阵和投降的地点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其左、右两营被歼之处又在何处。1998年以前，只约略认知均在富察之野，但富察之野长近20多里，其具体地点在何处，一直不为人知。1999年得知，1973年二户来公社组织社员治理富沙河期间，釜山大队社员高天佑于二户来公社釜山大队的腰淌子沟门治河时，在被水冲涮的河岸，发现一根铁器的一端露出河岸断层，用手扒出一看，是一支铁枪。一起治河的老王还有红塘石村卖香瓜的“老山东”，也先后参加，三个人不断的扒土，扒出一堆兵器，共计一米长、口径12厘米多的铁炮6门，长杆火枪（原材料记为三音枪）14支，腰别子12支，铁头盔1个，头盔内装满黑色颗粒状火药。长短枪均无枪托，枪身后部有小孔，小孔旁有一小铁柱，其上端有圆 孔。出土后，用手推车装了满满一车，当废铁每斤三分钱共卖钱十五、六元。卖给了二户来供销社。负责收购废铁的人员是魏凤歧。这堆兵器的出土地点位于本溪——桓仁公路上二户来镇西端碑登沟门大庙西山与腰淌子沟的山崖相对峙的瓶颈地带的河边。两山相距约三百米，其中间北侧有公路，南侧有富沙河相平行。这块被称为解家大地的耕地，紧靠河岸。据挖掘人讲，埋藏地点的地面原为东西垅的耕地，地垅上先铺了一层大块火炭砟，火炭砟上，堆集兵器，枪炮的上端，放置了一个铁头盔，盔中装满了火药。兵器堆之上又覆盖一层火炭砟。出土时，兵器毫未腐蚀，火药尚未变质，连头盔上的红樱都依然鲜红。历经380年后，解家大地的原来地表耕地已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土，现在耕地的地垅已不是东西垅，而是南北垅了。现在， 出土文物已失。本资料来源于1994年6月2日，原桓仁县生产资料公司职工李呈峻面听文物出土当事人高天佑（当时61岁）讲述记录的。1999年4月14日，桓仁满族自治县县志办公室组织人员去二户来核查访问时，高天佑已故去，再访二户来供销社的魏凤岐，魏只记得高天佑确实卖过旧兵器，已记不住细节。分析认为这一资料基本翔实。无独有偶，在去二户来核查访问时，得知二户来釜山村民孙凤华（女），1997年在碑登沟门大庙后西山（出土兵器堆的附近北山）上挖药材时，挖出一枝铁制火枪筒。当即由同去考察的县文物所人员征集，收藏在桓仁满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枪筒八棱，重3.05 公斤，长900厘米，中部后段有点火孔。此枪筒可能与文物堆出土的14支铁枪相同，只不过文物堆出土的铁枪，其资料注明是“三音枪”。这堆兵器的出土，对研究当年朝鲜军队作战、投降地点，十分重要。
是谁埋藏了这堆兵器？为什么要埋这堆兵器？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条件之下埋藏这堆兵器的？就兵器出土地点分析，首先肯定，应是萨尔浒大战东线战场参战者所埋藏。兵器是明清时期的兵器，这一地区明清之际再无大的战事。其次，应认为明军本身不具备在这个地点埋藏兵器的条件，后金军更没有必要。同时他们当时也没有火枪火炮。所以应该肯定是朝鲜军队所埋藏。朝鲜军队的左、右二营迅速被后金军歼灭，同样没有埋藏兵器的条件。只有朝鲜军队其元帅率领的中军，在一个固定地点被后金军重重包围了几乎一天一夜，并且是在想战战不了，想出出不去，当几千人在已知即将被迫投降、军心涣散的情况下，才会有这种举动。在桓仁满族自治县这个地区，春天三月，大地还没完全解冻，野外宿营天气寒冷，定要点燃篝火御寒，不燃篝火，不能有这么多火炭砟。有火炭砟，长夜又无所事事，考虑到即将投降当俘虏，兵器已成无用之物，带去又将奉送给对手，烧掉可惜，还抱有以后如有机会再来挖出的希望，就精心设计了这个埋藏兵器的方案，厚厚的上下两层火炭砟，可以长期耐腐蚀，堆内既有大枪也有小枪，既有枪炮也有火药，挖出后即可为己所用。看来，埋藏兵器之举，虽不一定是当权者的统一布置，也肯定不是个别兵卒的盲目行动，可以猜测，出土兵器堆的周围，仍可能有埋藏的兵器堆。并可断定出土兵器堆的周围一带，就是朝鲜军元帅所在的中营约三千多人设营和投降后金的地方。其左、右二营在其前方“千步”，其地点就是今桓仁满族自治县铧尖子镇红塘石村境内的“下大地”，即接近二户来釜山村地段的大地之中。
从东线之战的主战场洼子沟里算起，南北大沟，全长十五里，出沟转而东，经铧尖子东堡村、红塘石村，直达二户来的釜山头的一段，是一条更大的沟谷，富沙河由西北而东南流经这一大沟谷。这一开阔地段的富察之野长十七八里，最宽处约三里。在这一总长30多里的地带，明东路军和后金军各投入了三万多兵力，历时两天， 以后金军全胜而告终，这就是萨尔浒大战的东线战场。
六、半截沟小战场的谜底
半截沟位于桓仁满族自治县铧尖子镇红塘石村与铧尖子东堡村之间，距东堡约四里，距红塘石村居民中心点二里。沟口与本溪——桓仁公路相交，因沟短，所以名为半截沟，属红塘石村境。沟与洼子沟平行。改革开放以后，附近村民经常在沟口西侧的一个小土山附近拾到大量被水土冲涮而裸露地面的古钱币（乾隆钱币为多）[原文如此——编者注]、人马尸骨、铠甲贝片、铅丸、铁簇、铁刀、铜饰物等。出土物完全集中在小土山的周围，因不断零散出土文物，1986年7月30日，被本溪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令人不解的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场，是谁和谁打的仗？是一场什么样的争战？为什么在这么个小山包附近，会集中出土这么多文物？根据古钱币虽然可以判断是明代战场，而明代在这一带又没有发生过其它战争，有可能是萨尔浒大战的一个小战场，但这些遗物是明军的还是朝鲜军的？为什么会这么集中？对这些问题，文物管理部门也说不清楚，按其所在位置正是富察之野，判断当是朝鲜军队的作战地点，但出土文物中没有一件能确切证明是朝鲜军队的遗物。若说是明军的遗物，而明军与后金军的主战场不在此处，而在洼子沟，怎么会有这么多明军的遗物埋藏在此处？
1999年，初步弄清了朝鲜军的作战和投降地点后，进一步翻阅研究了《栅中日录》。李民寏[8]在《栅中日录》中写道，初五日，朝鲜军元帅等一行数千人被后金骑兵监押着从其投降地向后金都城进发，“行才四五里许，见浙兵数千，屯据山上，盖昨日溃卒也。胡骑数百，驰突而上，浙兵崩溃，须臾间厮杀无余，目睹之惨。”是说投降了的朝鲜军官兵被后金兵拥迫着赴后金都城时，刚离投降地四五里，就看见前一天被后金军击败而溃散的好几千浙江兵，集结在一个山头上，接着眼看数百后金骑兵，急驰而至，突然冲向山上，浙江兵立即崩溃，不长时间几乎都被杀死了。说明李民寏路上所见的山，正是今半截沟里的小山。他所见到的“溃卒”，正是初四日瓦尔喀什主战场一场大战中，侥幸突出包围被击溃了的明军散兵，初五日仍冲不出后金的大包围圈，数千人盲目地集结在与主战场洼子沟一岗之隔的这一靠近大路的小山上，被后金骑兵一举而全歼。
在证实了附属明军进攻后金的朝鲜军投降后金的地点之后，半截沟小战场这个被本溪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历时二十多年令人不解的谜团终于破解了。
明东路军覆没之后，明辽东经略杨镐急令进军途中出鸦鹘关[9]后逗留不前的明朝南路军主将李如柏退兵。至此，明朝调集四路大军进攻后金的战争宣告彻底失败。
注：
[1]亮马佃在宽甸满族自治县东部，当是今太平哨。
[2]榛子头可能是太平哨西北的一个部落。
[3]拜东葛岭，《栅中日录校释》注释为今宽甸、桓仁交界的砍川岭。
[4]拜东葛岭下，当是砍川沟口，平顶山当是普乐堡镇所在地附近的后山。
[5]引号内文字除注明者外，均引自《栅中日录》。
[6]牛录额真，军事组织官名，后金时300人为一牛录，设一牛录额真统领。
[7]《栅中日录》为朝鲜军元帅姜弘立的幕僚，李民寏在战败被俘获释回朝鲜后撰写的行军、作战、被俘的纪实性小册子。
[8]李民寏，朝鲜军元帅姜弘立的幕僚。投降后金以后被释放，回国后写了《栅中日录》这本小册子，记录了其行军、作战、被俘的情事。
[9]鸦鹘关在今新宾满族自治县苇子峪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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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铤与萨尔浒战役中的宽甸之战
姚斌
明王朝鉴于努尔哈赤攻取抚顺，节节胜利，决定由杨镐为兵部左侍郎经略辽东，剿灭努尔哈赤后金政权。杨镐奉命于明万历47年（1619年）2月率大军分东、南、北、中四路向努尔哈赤后金政权所在地赫图阿拉发动进攻。
四路军中的东路是由明将刘铤为主将（总兵官）率领管宽奠（今宽甸满族自治县）游击事都司祖天定，南京陆营都司姚国辅，山东管都司事周文，原任副总兵江万化，叆阳守备徐九思，浙江营备御周翼明等兵马4万余人，以海盖兵备副使康应乾为监督，同知黄宗周为赞理。同时又迫令朝鲜国王（李氏朝鲜第十五代国王）李[踪]（光海君，1609-1623）要出兵协助刘铤进兵董鄂路（现在宽甸满族自治县北部）并归刘铤统一指挥。
刘铤是杨镐四路军中最有名的武将。他是南昌人，字省吾，他是明万历初年以膂力著称的广东总兵刘显的儿子，他“勇敢有父风，每遇敌提刀陷阵，军中号曰刘大刀。以功累官四川总兵，讨杨应龙进左都督。同杨镐出辽东时为辽阳总兵。于诸将中最骁勇，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天启初赠少保，祠曰表忠。”①刘铤勇力绝伦“无锡秦灯，力举千斤，闻滁州武学员陈锡多力，往与之角，将柏木八仙抬列十六盏、果盒悉 具，设酒二爵。秦灯只手握案足，能举而不能行。陈锡则能行，力较大矣，然仅数步而上耳。惟刘铤绕庭三匝，而爵盏如故，其力更有独绝者。”② 所以四路大军中，刘铤的东路军是有实力的。刘铤率4万大军本想 在三月初一与其它三路军会合，但由于山路崎岖难行，加之朝鲜军队“不得已”而来，人心厌战，所以迟到三月初一才到董鄂路（宽甸境内）。但初期刘铤也获得一些胜利。
原来刘铤在二月29日从宽甸出发走到马家寨（距宽甸120里）与后金兵相遇，皇太极等率后金兵弃牛毛寨与马家寨撤至阿布达里冈。刘铤认为后金兵败遂一心进军，这时镇江（今丹东九连城）乔一琦也报告说：三月初一已率兵进到离建州寨120里与后金兵相遇，部将马进忠单骑杀入后金兵，砍伤三人，斩首一级，走到五里外又斩首三人。朝鲜军副元帅金景瑞与延苏也斩首一级，把总崔茂光也报称叆阳守备徐九思从叆阳边外口抄合大营，走到离边200里遇后金兵，斩首15级，生拎男妇5名。据此可知，刘铤军队还在宽甸境内作战。先是刘铤出宽甸口向董鄂路（宽甸北部与桓仁接壤处）进兵时，由于道路崎岖窄狭，马不成列，行进速度很慢。一些老百姓为躲避战乱都逃进深山茂林中隐藏起来。刘铤将逃民遗留下的栅寨全部焚毁，又将一些残疾不能行动的人尽行杀害。然而行军速度仍然很慢。3月13日才到马家寨与后金兵接战。
四贝勒皇太极守二寨，与刘铤战不数合便不敌而走，刘铤乘势追杀， 四贝勒弃二寨而去。大贝勒率兵五千来救，被刘铤砍断他的马腿，大贝勒坠下马被救回，大贝勒也败走，刘铤乘胜追赶，连破十余阵，兵士疲乏， 遂驻营休息后向董鄂路进军。这里是牛禄额真托保、厄里纳、厄黑乙三人率后金兵500人把守，在当日凌晨与刘铤兵接战。刘铤前部军兵数十倍于后金兵，将后金兵重重围住，厄里纳、厄黑乙二人战死军中，托保率残军逃到埋伏在山隘的扈尔汉的伏兵会合，以待刘铤军来。在巳刻时（3月14日上午）大贝勒和三、四贝勒的兵从瓦尔喀什林中出来，会合以迎刘铤军。刘铤初战获胜，又自恃勇力，便骄横不把后金兵放在眼里，他率兵两万人，就令前部一万人进行野掠，边掠边进。③刘铤之所以这样急于打败后金兵，抢关夺寨，是有他的原因的。先是刘铤率兵深入宽奠地区，攻占了后金的几个营寨，打败大贝勒、四贝勒，杀伤许多后金兵民，便骄狂起来。后金就利用了刘铤的骄狂派人诈称是杜松的亲兵，在一大早就拿着杜松的令箭来到刘铤大营，向刘铤禀告说：“杜将军已到建州，深入敌境，担心后援跟不上请将军赶快进军会师对建州进行夹击。”刘铤沉思半响才说：“我和杜将军是一样的官职，他怎么能用令箭向我传达命令？这是把我当作偏裨将官，难道我是他的部下吗？”假亲兵说：“令箭虽是命令部下偏裨将官的，但实际上命令偏裨将官并不用令箭。现在军情紧急，用令箭不过是表示凭据罢了。”刘铤大声叱骂说：“出兵时约定以炮声为信号，现在兵既已达建州，为什么没听见传炮声？”假亲兵说：“这地方没有烽火，用骑兵代替斥堠，这里距离建州城五十里，跑三里传一炮声，不如骑马。”刘铤信以为真，假亲兵便跑回后金营说：“刘将军听到炮声才肯前进。”于是后金即命令传炮，刘铤听到炮声，唯恐杜松独得头功，便急命拔营东进。但道路山峦重叠，行动很慢，而这时后金兵驻扎牛毛寨、马家寨二寨，有五百兵守董鄂路。刘铤兵到便占领了二寨，乘胜追击后金兵。这时后金的大贝勒和三、四贝勒己会合扈尔汉、托保等的兵力先占了阿布达里冈。④而刘铤兵到也要登上阿布达里冈安营布阵。但见后金兵已占了阿布达里冈，便在山下准备进攻。
在冈上的后金大贝勒便要率兵从冈上飞奔而下冲击刘铤军。四贝勒皇太极说：“哥哥统兵留在后方，相机而下，我先领兵从冈上居高临下冲击明兵。”大贝勒代善同意说：“我领左翼兵从西面攻打，你引右翼兵从上面冲下去，不过你可在后面督阵，不要轻易冲进去。”于是四贝勒率右翼兵而去，先率精兵30 人，在前面飞冲而下，奋勇攻击明兵，双方战斗激烈，后面的后金兵也随之猛冲而下。大贝勒这时率左翼兵从山 的西边攻入明兵，与四贝勒两面夹攻，明兵大溃败逃。四贝勒便让后金兵穿上明兵服装去迎在后面的刘铤。刘铤不辨真假，不做防备，四贝勒突然杀出，刘铤仓促应战，大贝勒又到，刘铤与两贝勒力战，从巳刻打到酉刻不分胜负。四贝勒忽拨马退走，刘铤认为四贝勒不敌而走，便提马追赶，追了四里多路，看看追上，四贝勒突然返身发箭射中刘铤左臂，刘铤一面拔箭一面仍抡刀战斗，四贝勒又射一箭中刘铤脸上，刘铤已精疲力尽，这时大贝勒赶到乘势一刀，将刘挺杀死，他的义子刘招孙前来救援，见刘铤已被杀，遂下马要揹刘铤尸体，一面还要与四贝勒作战，被四贝勒一箭射中心脏而死。刘铤一死则杨镐的东路军全军覆没。至此，杨镐四路分进合击进攻努尔哈赤的战争彻底失败。
刘铤战死，他在宽甸留下一些传说，有几个地名和他有关：
1. 柏林川，宽甸镇西北33公里，原“拜灵川”“拜刘川”，相传为刘铤战死之地。当地百姓怜刘铤忠勇，将他尸体埋葬此处，年年祭祀，故名“拜刘”，现在讹为柏林川，相传有坟但无迹可寻。
2.老道排，宽甸镇西北6公里处，相传为刘铤败绩后，兵士捞着他的大刀从这里逃跑。传说为“捞刀跑”、“涝刀跑”。
3.蚂蚁沙，距宽甸西北8公里，相传刘铤行军途中缺粮，将马杀掉称此地为“马亦杀”。现在名蚂蚁沙。
注：
①《中国人名大辞典》1475页。
②计六奇著《明季北略》上册，12页、14页。
③《奉天通志》第一卷443页。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66页。
④阿布达里为满语“波萝棵子”或“波萝叶子”的意思，今宽甸西北有“柏罗棵子沟”，周围山上有茂密的柞树（柏罗棵子），故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