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18日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大厅里，71岁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登上了45年前他留学英国时的母校的讲台，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
赫胥黎奖章是1900年为纪念《天演论》的作者、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而创设的，是国际人类学的较高学术荣誉奖。费孝通在接受奖章之后，作了《三访江村》的学术演讲，受到同行们的普遍赞扬。费孝通当年的教师、80多岁的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费思爵士说，这篇精彩的学术演讲不仅证明费孝通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卓越水平，而且也显示了中国人类学界对世界所作的贡献。
费孝通生平
费孝通（19l0—2005），曾任民盟中央主席。祖籍江苏吴江。1910年11月2日，他出生于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
1916年，费孝通在吴江县城读小学。1920年，随着全家迁居 苏州，他转学入振华女校（现苏州十中）。小学毕业后，先在这所女校附中就读一年，又转入附近的东吴大学附属一中。费孝通在中学时期对文学产生兴趣。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接连发表了3篇作品，他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穷苦人民的同情。
费孝通在东吴一中读到高中毕业，直接升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专业。他在这时立下了认识中国社会的远大志向。吴文藻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请到燕京 大学讲学的派克教授，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们从课堂和书本中领到了实际社会生活当中，费孝通从中学到了注重实际的精神和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并奉行终生。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毕业，并听从吴文藻老师的指导，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受到了严格的人类学训练。1935年，他依照清华章程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公费留学机会。史禄国建议他出国之前先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实习一年，他接受了建议，并于1936年秋季带着调查资料到英国留学。
在伦敦大学的经济政治学院，费孝通在马林诺斯基门下学习社会人类学。马林诺斯基指导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并获得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一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费孝通回到国内，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在十分艰苦 的条件下，他领导着研究室的同人坚持进行内地农村调查，取得 了不少成果，也培养了一批人才。1943年到1944年，费孝通应邀 到美国讲学一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转入清华大学任教。1946 年，昆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事件，当时费孝通也在暗杀 黑名单上。他被美国领事馆暂时保护后，到英国讲学一个季度， 1947年春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任教。费孝通学成归国后的10年 间，是他的第一个学术丰收时期。他先后写出了《生育制度》、《初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等一系列大 受读者欢迎的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费孝通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他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这个 时期，费孝通专心于少数民族事务，力图为政府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956年10月，费孝通被任命为国务院教师局副局长后，提议建立全国智力档案，解决知识分子的困难，发挥他们对国家的建设作用。他在深入调查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础上，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真正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引起了各 界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该文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充分肯定。
1979年，邓小平提出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地位的任务，费孝通接受了重建中国社会学所的委托，并于是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1980年，费孝通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改正，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并从当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所长。他在全力主持重建中国社会学工作的同时，也恢复了正常的国际学术交往。1980年，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将该年度的马林诺斯基奖荣誉奖授予费孝通。1981年，他又荣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该年度赫胥黎奖章。1982年，他被选为伦敦大 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又被澳门东亚大学授予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在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工作取得相当进展、可以告一段落的时候，费孝通重新捡起20多年前被迫中断的学术研究课题，继续进 行农村调查。他又回到1936年调查蚕农合作社和丝厂情况的那个 村庄，再三再四地去观察、记录那里的历史变化，并写文章揭示 农村恢复家庭副业和兴办集体小工厂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 尽量分散到广大农村中去。这样可使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比 重时人口不至于过分集中，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是费孝通40年代在《乡土重建》中表达过的观点在80年代初期的重申，为此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及时的理论支持。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中国农村出现的可喜变化，费孝通又敏锐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镇的课题，并亲自带队进行专题调查。他 在大量而深入的调查基础上写出的《小城镇，大问题》等系列文 章，受到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术界和高层决策人士的普遍重视。10年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小城镇建设形成高潮。
1983年，费孝通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985年，费孝通建议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发展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继续坚持吴文藻半个世纪前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方向，坚持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发 扬“开风气，育人才”的优良传统，扩大了重建社会学的成果。
从80年代后期，费孝通的实地调查课题由农村、小城镇扩大 到区域发展。1987年，他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主席。1988年，当选 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后的十余年中，他 把盟务、国务、教务和学术研究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 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并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 路与具体策略，为改善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局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力支持。
90年代中后期，费孝通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学术反思的长篇文 章中，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目前这项工作仍 在继续。
1996年，费孝通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于民盟七届五中全会被推举为民盟中央名誉主席。费孝通晚年著述主要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