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刘泽沛须发皆白，浓密的白眉毛弯弯长长。
1931年，在区苏维埃政府当秘书的父亲被国民党杀害后，只有13岁的刘泽沛决心为父亲报仇，便投奔了红军。
“当时任红4方面军30团政治处主任的刘松森，留我当了他的勤务兵。”这样，刘泽沛终于如愿，成了团里年纪最小的一名战士。
频繁的战事，匆忙的行军，在这个13岁的孩子眼里，却都成了温暖的记忆。
“红军就像一个家。白天行军打仗，战士渴了、饿了，首长们会拿出干粮和水；战士生病了，首长会主动让出马匹给病号骑。”刘泽沛回忆说。
提起长征，刘泽沛说，当时“只知道跟着部队往前走，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尽管懵懵懂懂，但关于饥饿的记忆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记得大约在1935年8月前后，我们团由松岗出发，沿着梭磨河，经马尔康、卓克基、梭磨抵达马塘。在马塘停下来待命，雨下个不停。”刘泽沛回忆说，怕把干粮吃光，到草地没吃的，他们就上山采摘蘑菇和野菜回来吃，但有很多人吃了毒蘑菇死了。
1936年，红四方面军再次穿越草地北上。刘泽沛回忆说：“我们每人身上都背了三五十斤的东西，有干粮、木柴、行李等，很多人还背着羊皮或狗皮当褥垫用，我背了四五张羊羔皮。”
刘泽沛记得，在出发集合场上，团长亲自动员，要大家只留一天吃的干粮，剩下的粮食全部捐献出来，交给后面的红二方面军的同志。
“我们把床单铺在草地上，大家就往那里倒，粮食像小山一样堆了二三十堆。我还有七八斤炒面，但只留了约一斤。”刘泽沛回忆说。
“部队走到阿坝时也没有粮食了，派人出去找粮，还伤亡了不少人，1营管理员（相当于司务长）就在寻找粮食时牺牲了。”刘泽沛说，活着的人吃的每一斤粮食都浸透着战友的鲜血。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跋涉，部队穿越草地、走出藏区，到达颇为富庶的哈达铺。
“到了哈达铺，有粮食了，有些战士就放开肚皮吃，因而消化不良，个别人吃得过饱，还胀死了。”刘泽沛回忆说，他们团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三四百人。
长征结束后，刘泽沛转到部队卫生战线工作，直至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