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发射旧址
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抚摸着导弹模型
1956年10月8日，由钱学森出任领导人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正式宣布成立。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实施原子弹爆炸。
1966年10月27日，中国仅用两年的时间，走完了美国曾用10余年探索核弹试验的路程，中国“两弹”结合（导弹和原子弹）成功实施发射，核弹命准目标爆炸。
1970年4月，中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着新中国航天人奋发图强，“神五”、“神六”载人飞船相继飞向太空。
低温发射：创造世界航天史的奇迹
2002年12月，承载着“神舟”四号飞船的长征2F火箭矗立在发射塔架上，等待发射。这是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技术要求较高、参试系统最全、难度最大的一次飞行试验。
然而，就在临发射前，发射场突然遭遇罕见的严寒，最低气温接近零下30摄氏度，超过低温发射条件近10摄氏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测试站（下称发测站）面临航天发射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超低温发射。
低温对火箭的发射意味着什么？1986年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后59秒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造成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就是火箭助推器O型密封圈在低温下失效。可是，“神舟”四号飞船发射已进入“不可逆状态”。
为了确保设备可靠运行，指挥部决定对60多米高的船箭塔组合体采取加温保暖措施。经过缜密的低温试验，发测站技术人员用阻燃保温材料以及170多条棉被，将火箭的关键部件裹得严严实实。为防止气温突变，官兵们轮流值守监控，一名当年担任值守任务的军官说：“就像照顾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生怕给冻坏了，我们整整守了4昼夜！”
发测站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低温发射的新纪录，也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火箭低温发射的奇迹。
历时3年：建立我国自有发射模式
9月初的航天城，阳光灿烂。一座白色外墙和深蓝色线条组成的宏伟建筑拔地而起。这栋相当于38层楼高、中间没有任何楼板连接的建筑，就是93米高的垂直总装测试厂房。
教师介绍说，“美国用的是钢结构，耗资巨大，我们用钢筋水泥设计，稳定性、密封性好；垂直转运车，美国用庞大的履带车，我们可以用轻型铁轨转运车，简单实用，同样能够实现‘垂直转运’！”
长期以来，我国航天发射一直采取分段组装、分段测试、分段转运的“三分段”模式。载人航天工程实施后，新的发射任务对试验模式的测试项目、试验周期和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发测站原副总工程师徐克俊与国内教师的共同探索和努力，最终提出了垂直组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和远距离测试发射的“三垂一远”试验模式，并历时3年建立了这种发射模式的基本框架。
据教师介绍，“‘三垂’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火箭和飞船的状态不变，加强测试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使产品转运时间由以前的10至15天缩短到3至4天，并具备了15天以内连续发射的能力！
同样，经过攻关人员的艰辛努力，一套集指挥控制、网络通信、辅助决策、信息显示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新一代发射场自动指挥系统研制成功。
永不松“弦”：时刻保持严谨缜密
在发测站这支航天发射队伍中，严谨、缜密的精神时时刻刻是他们一根永不松懈的“弦”！
发射“神舟”一号飞船前夕，在火箭电机驱动器进行单元测试时，女操作手杨娟突然听到一声极不易察觉的声响。凭经验，她断定是多余物在作怪。经过严格细致检查，果然在驱动器内部发现了一根长8毫米的多余物。
“神舟”六号发射任务中，工程师王海涛在安装火箭偏航通道速率陀螺时，发现敏感轴所指极性有1立方毫米的微小变化，经与有关人员一起反复检查，确认是安装图纸上的标识存在错误，从而避免了火箭飞行过程中姿态方向的严重偏差。
在“神舟”五号发射前的火箭总检查中，模拟飞行程序进行到158秒时，C3I系统收到的50多万个数据中，有一个反映火箭舱体内的温度参数突然跳变了一下，整个过程不到2秒，但系统指挥沈爱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稍纵即逝的跳变，指挥部及时采取应急处理措施，避免了正式发射火箭时有可能发出航天员误跳的指令。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测站在创建47年的历程中，无论是当年的第一代航天人，还是今天新一代的官兵，在他们的身上，“两弹一星”精神如火炬燃烧传承！[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