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1946年4月8日，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一架C－47运输机失事，机上所有17人全部罹难，其中有几位相当重要的领导人物，给我党我军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时间过去了60年，那些先烈们事迹与英名早已印在了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在今天我们幸福地生活时，会不会还记得？今天，革命战争年代也许和我们是有些距离了，可是我们后来者要记得他们为了国家的独立与自强所做出的牺牲，千千万万的先烈们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在这样的日子里，在“四八”空难6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重温那些逝者的人生轨迹，以此缅怀那个非常的年代与激情。
革命先烈们的气节与品质是否在我们今天还在继承与发扬？
“四八”空难中我方人员有十三人：中共中央委员博古（秦邦宪）同志、王若飞同志，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叶挺同志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11岁），儿子叶阿九（3岁），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69岁，王若飞之舅父），黄晓庄同志（21岁，系黄齐生之孙），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同志（29岁，四川省苍溪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共产党，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为协助整军谈判随周恩来到重庆），魏万吉同志（24岁，河北曲阳县人，1940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王若飞随从），赵登俊同志（24岁，四川省万源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博古随从），高琼同志（16岁，系叶阿九之保姆）。另有美国机组人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 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artin）四人，死难人员共计17人。1946年4月19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与延安各界3万余人在东关飞机场隆重祭悼“四八”烈士，毛泽东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全国各地都对“四八”烈士也进行了沉痛的悼念，广泛地宣传他们的事迹与精神。本文搜集了有关“四八”空难我党我军的著名领导人，简述他们的人生轨迹，以此向所有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而付出牺牲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与怀念！他们的英名与事迹不应该湮灭在无声无息的岁月里。
秦邦宪（博古，1907.6.24～1946.4.8）
“博古，钢铁一样的人，我在你的面前就和白痴一样。”这是四八空难后，郭沫若在悼念博古诗中的文字。
秦邦宪，字则民，出身于望族，书香门第，祖籍江苏无锡，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是其远祖。他留学莫斯科时取俄文名字ьогунов，中文音译“博古诺夫”，秦邦宪为人文质彬彬，风流倜傥，博闻强识，十分喜欢这个名字，此后他化名“博古”。传说当初博古到苏联学习前，俄文基本不通，他到俄国后，七天不出家门，出来后就可以担当翻译了，尽管此事有些悬，但是从中可见其聪明程度不是一般。
博古青年时代曾任苏州学联主席。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同年秋由无锡旅沪学生顾谷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赴苏联学习。
在博古留学三年半的时间里，正值苏联教条主义者德波林学派盛极一时，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重理沦，轻实践，与实际客观情况脱节。当1928年底博古作为中山大学优秀毕业生被派往红色教授学院受训时，很快就在理论学习中形成了教条主义倾向，尤其是他翻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大著作后，认为自己对于马列主义理沦精通，就能够以此指导实践。理论学习上的出色与个人的努力，使得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树立了威望，被共产国际所认可，为其后回国后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奠定了基础。1930年5月，博古回到国内。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等部门工作，领导出版《中国工人》、《劳工报》、《工人报》、《赤色海员》等报刊杂志。
在中共中央领导“立三路线”路线为我党我军造成重大损失之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理论家，借机大肆批判，把“本本”摊在桌上，引经据典，以 “洋教条”来反对“土教条”，以此奠定了他们在党内的地位。他与王明在批判“立三路线”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过度批判当时的错误路线，而他们后来的“左”比之“立三路线”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但是他们在党内的地位，特别是共产国际中的地位日益显赫，为博古后来在党内担任较高领导职务创造了条件。
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理论势力占据了党的统治地位，王明、博古等人成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博古1931年 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31年9月，王明前往苏联，经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成为党的中央负责人，时年24岁，这也是我党至今无人能比的。此后，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干涉下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致使我党的力量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1933年1月，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工作，占据了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他忠实地执行王明“遥控”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策略，通过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对根据地内大量坚持以毛泽东人代表的正确主张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召开“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贯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土地政策，在政治上打击中间派的关门主义策略，过分相信李德的错误指挥，排斥党内的正确意见，致使中央红军由8力余人骤降至3力余人，给红军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冒险主义军事方针，使得我党我军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被迫进行长征。
我党在这极端艰险时刻，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意识到自己错误严重，责任重大，在思想认识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之前的做法与主张进行了深刻地反醒。他在会上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检讨了他与李德指挥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但却强调客观原因，为自己进行辩解。尽管博古思想转变是有个过程的，但是，他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批评，更没有运用较高权势压制别人，当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时，他毫无犹豫地表示完全服从。会后，博古服从组织决定，坦然地交出了党的较高领导权，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与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1935年7月，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对于党的事业始终是忠诚不二的。在长征路上，他能够依据客观实际调整自己的认识与观点，始终站在真理这一边，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中，他坚决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的一方，对在党内巩固与树立毛泽东的地位与威望中，发挥了难以取代的作用。
长征胜利之后，博古充满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去，博古被任命为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在发展陕北根据地经济，为刘志丹等人的冤假错案平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中，博古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其思想在此之后起到了重大的改变，彻底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而更加坚定地信任与支持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共中央。1937年2月之后，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他积极从中斡旋，促进了全民族的抗战。他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1937年8－10月间，博古还承担营救国民党羁押的革命同志，营救出了如陶铸、王鹤寿、钱瑛等大约1000余人。
1941年5月15日，党中央就出版中共较高机关刊物《解放日报》，任命博古为报社社长。从此博古把全部精力倾注到新闻出版事业。他高兴地说：“我将终身从事新闻事业。在我们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的新闻队伍。”在紧张的筹建和试刊中，他整天劳作，深夜不寐，即使是在疾病之时，也拒绝休息，为创建报纸呕心沥血。经过10个月的出报，他领导报社人员克服了各种困难，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1年12月1日至1946年4月，博古又兼任新华社社长，在他领导下，新华总社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20多人，分社由几个发展到9个总分社和40多个分社。除拥有一批专业考高分小编编辑队伍外，还有近3力名的业余通讯员。对《解放日报》的改版，新华通讯社的发展以及解放区新闻干部的培养卓有贡献。与此同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正式播音，而目开播了历史上第一次英文广播。在此期问，博古还兼任了中央出版局局长，并挤出时间亲自翻泽《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沦》、《历史唯物沦草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等经典著作，对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博古渊博的理沦知识和能言善辩的才能，以及丰富的谈判经验，是全党共知的。1946年2月13日，毛泽东决定派博古以“政协宪章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身份前往重庆，协助周恩来、王若飞开展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国共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为将谈判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报告请示，不想他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928年5月，博古与刘群先在莫斯科结婚，后刘于1939年到苏联治病，不幸失踪。博古与刘群先生二子秦刚、秦钢，三女秦摩亚、秦新华、秦吉玛。1940年10月，博古与张越霞结合，生子秦铁。
博古遇难时，年仅39岁，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为我国的独立自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尽管在其领导全党工作期间犯有严重和错误，那也只是囿于客观原因，而后来他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论在任何时候，博古都能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持真理，勇敢地捍卫党的统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党卓有贡献的领袖与楷模。[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