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经营伐商计
与帝辛的勇武自负相比，姬昌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从史书的描述来看，他文质彬彬，谦逊小心而又深藏不露，若非如此，岂能安然脱困归国？这两个人颇似近代欧洲的查理十二和彼得大帝：一个专注于武功，虽称霸一时，终于身败名裂；一个致力于文治，最终翦灭强敌，建立了不朽的事业。
姬昌治理周国前后垂五十年，选贤与能，招徕重用了谋略过人的吕尚（即后世传说中的姜太公）、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贤才，建立起一个团结而高效率的政治统治集团。他归国后，并没有立即出兵四伐，而首先在国内修整内政，宣扬德教，巩固了统治基础，也在诸侯间赢得了“仁义”的美名。不少邻近的方国都来请周国调停争端。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史称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虽然不免夸张，但也反映出周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和商朝分庭抗礼的地步。
同时，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就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前1056年就是姬昌“受命”元年，于是姬昌也对内称王，是为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今天，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里的时候作了 《周易》 ，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
对此，帝辛并非完全没有警觉。 《左传》 载，帝辛曾移兵西陲，在黎（今山西长治）举行军事演习，明显是针对日益扩张的周国而发。然而时机不巧，东夷再次发动叛乱，帝辛不得不调兵东向，去弹压东夷。商的西部边防空虚，文王出兵的时机到了。
前1055年，文王“受命”第二年，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讨伐侵凌邻国的密须，二者皆在周国的西北部，远离商朝中心地带。文王征伐它们，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随即，文王在东方开始了一连串军事行动，揭开了灭商战争的序幕。前1053年，文王出兵东向攻黎，前1052年，攻于阝（今河南沁阳），前1051年，攻崇（今河南嵩县），三战皆克。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几个据点从北到南呈扇形将商的王畿包围起来，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时，也据有了出关中的崤函狭道（后来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抢占了伊洛一带作为桥头堡，此后就可以直插商朝的心脏—朝歌了。同年，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角），这里较岐下的周原，更不受戎狄的侵扰而有利于出兵东向，至此，文王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尚书》 载，文王克黎后，商臣祖伊向帝辛告急，帝辛颇不以为然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哎呀！我不是生来就有天命么）！”帝辛刚愎自用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不过，帝辛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可能主要是因为陷入东方战争的泥淖，无力在两线同时作战。他此时无疑已经清楚了西伯的野心，目前的问题只是何时能腾出手来收拾对方。
正在这关系微妙的节骨眼上，前1050年，文王忽然逝世，世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后，破例没有改元，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
前1048年，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出兵崤函，到中原与其他诸侯国会盟。会盟的地点在黄河北岸的一个渡口，后来因此被称为“盟津（今河南孟县）”。 《史记》 中说“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实不是什么“不期而会”，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但诸侯恐怕并无八百之多，从牧野之战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这次伐商的实质是东西方两大族系的斗争。
“盟津观兵”时，武王自导自演了不少好戏。他出兵时，将文王的灵位摆在中军的战车上，自称“太子发”，说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主。在到达盟津后，周军与诸侯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其间祥瑞屡出，在渡黄河时，白鱼跃入武王舟中，据说象征商军落入武王之手，后来又有一道火焰化为赤鸟，飞到武王的营帐上鸣叫，又象征周德的昌盛。后来，不少诸侯都建议武王乘机一举灭商。武王却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到灭商的时候。”于是各诸侯班师回国。
武王何以不趁此时一举攻下朝歌？从史书中的蛛丝马迹推测，一方面，似乎武王掌握朝歌的重要情报，得知此时殷商尚有一定实力，不可轻伐；另一方面，威德素著的文王已死，嗣位的武王威信未立，其他诸侯未必听话，所以武王不敢改元，甚至连出兵都要奉文王的灵位为主，都是在打“文”。这场会盟中周人大搞“祥瑞”，无非是为了确立武王“天命所归”的至高地位，这也需要时间才能巩固。从敌我双方来说，都还没有到正式交战的时机。不过，这个时机很快就会到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