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后，两党陷入了长达十年的对峙局面，但到1937年9月，国共两党又能捐弃前嫌，重新走到了一起。对于国共为何能进行第二次合作，笔者试就此作一分析。
一、共同的民族主义使两党再次走到了一起
事实上，蒋介石也不愿成为列强的附庸，也希望争取民族的独立。南京国民政府曾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力图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而共产党更是把实现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华北事变后，华北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战争迫在眉睫。因此共同的民族主义，共同的敌人以及面对共同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国共合作的根本原因。
二、双方实力条件和各自的现实利益是合作的基本动力
红军虽粉碎了“围剿”但处境艰难。在日本侵华的威胁下，双方若不合作必将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国共两党的政治的角力场中深感自身实力严重的不足。因此必须区分主次敌人和制定灵活的策略。如果双方实力悬殊，即使民族主义情感同样强烈，也未必会跳进同一战壕。西安事变后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借此时机夺取国民党的大权。而当时中共处于华北前线，面临着日本侵华的威胁。所以双方的实力条件和各自的现实利益需要是合作的基本动力。
三、共产国际影响和中共政策的调整使合作成为可能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起草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共产国际的“七大”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5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会上，代表建议，在当前中国的条件下，应该放弃对私有企业特别是小企业不切实际的过分经济要求，要修改苏维埃宪法，扩大小资产阶级代表以及所有同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人们的政治权利。代表团指出：在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反帝活动时，应首先提出拯救中国的口号，而不是“保卫苏联”。而国民政府方面，从1935年10月开始，为了赢得苏联的援助，也与苏联政府展开外交谈判。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批评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西北，张学良同意李克农、王以哲会谈所达成的局部停战协议，同时希望会见毛泽东或周恩来作进一步会谈。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讨论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具体协定。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和中共政策的调整使合作成为一种可能。
四、社会各界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渴望成为强有力的推动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爱国力量的不满。他们纷纷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华北事变后全国社会各界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全国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是国内社会各界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渴望成为国共合作实现的外部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