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校。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出共鸣。
铃声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
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
今天，英美教育教师要来这个班听课。
他们已经来了，他们听到皮鞋在教学楼宽敞的长廊里发出清晰的回响……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
大家坐定，授课的老师走进来了。
同学们起立后坐下，老师侧立于黑板前。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班同学，而是望向窗外。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黑板衬出他侧立的剪影……这时刻，你发现，当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时，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静。
你还能听到翻动书包的声音，一支笔从谁的手上放到桌面……老师仍然侧立，望着窗外，好像在酝酿什么。就这片刻，你听到，静了，更静了，一切声音都没有了，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教师也仿佛不存在了。
这时，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现在开始上课。”
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
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画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
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
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都讲完了，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
铃声响了。
下课。
整堂课无懈可击。
这是一位特级教师，他露出了笑容。
同学们都很高兴。
陪同外国教师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
外国教师听了却说不出话来。“或许他们也很惊叹？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中方人员想。
到了会议室，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
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
我们问：为什么？
他们说：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
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
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
所以，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
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老师不该教得精彩、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
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
“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
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又说不做。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
不要问上述老师是谁，也不要问上述那堂课发生在哪里，从都市到乡村，虽然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位特级教师的水平，但此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无数课堂里反复呈现。
你会不会问：我们这样教，有什么不对吗？
我选择从这堂“经典课”下笔，是想一步就写出，这已经是我们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但就是这样的课，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有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
2003年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要像宣传劳动模范、宣传科学家那样，宣传教育家、宣传优秀教师。
此前半年，北京市已筹划在2003年教师节向全市推荐一位模范特级教师，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那时我想，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200万中小学生，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要向全市推荐一位特级教师，这会是怎样的教师呢，总不寻常吧！
我想写“中国亟须变教育”蓄日已久，便答应去访问。出发那天，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
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譬如四中，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每年考进北大、清华的约150名左右，考进重点大学的95%以上。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在全国也是高级的，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这些著名中学？
北京人还有个说法：“西城的教师，东城的领导，海淀的家长。”这是说，在北京18个区县中，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东城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领导关注多，校领导水平也高；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其他区县没法儿比。但这位特级教师不在上述3个区，而出自石景山区。为什么？
我想，事情出人预料，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