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文
材料一：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过会折》
材料二：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后行之保障，且宪法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轻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曲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三：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乃是这个运动未能全竞其功的原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材料四：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注意焦点的这一转变，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就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工作，而且他们当中有人这么做了----彭湃在海陆丰的农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
请回答：（1）材料一认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是什么？其主张引发了什么重大历史活动？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一历史事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6分）
（2）材料二认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是什么？作者是如何实践自己的认识的？根据材料三分析其“未能全竞其功的”的主要原因（6分）
（3）材料四中，“激进分子”指什么人？与材料一和材料二相比，他们的政治活动有何特点？（4分）
（4）综合上述材料，你得到那些认识（4分）？
题型：未知 难度：其他题型
答案
（1）关键：立宪法、开国会（2分）事件：戊戌变法（2分）意义：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是中国近代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2分）
（2）关键：促进国民的觉醒（2分）实践：新文化运动（2分）原因：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2分）
（3）激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2分）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2分）
（4）认识：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到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逐渐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到了在改革或革命中，唤醒国民意识和团结发动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说明是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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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分析材料一，重点阐述了立国会，定宪法的重要性。把握准确了这一点，第二小问和第三小问都不难回答，即戊戌变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2）注意材料二的出处是陈独秀的文章，此题实际是考查学生对材料二阐述的主旨的认识和把握，阅读材料二，我们知道，其强调的是国民意识的觉醒。联系史实回答第二小问——新文化运动。材料三是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分析，指出其缺陷是没有真正普及到平民中去。（3）解答此题关键是注意材料所举的几个例子，这些人都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代表，所以激进分子指的就是这些人。关于第二小问，还要联系材料三，它强调了这些人都到了人民群众中去做工作，所以其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和工农运动相结合。（4）解答此问要从四段材料表达的共同主旨分析考虑，这是一道综合性很强的试题，可以看到，四段材料都从正面或者贩卖强调国民意识的培养和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点评：此题难度中等，主要围绕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轨迹组织试题，给出了同学们一个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综合考查了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
考点
据考高分专家说，试题“材料一：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主要考查你对 [梁启超《变法通议》 ]考点的理解。
梁启超《变法通议》
《变法通议》主要内容：
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
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17岁考中举人。
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
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
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
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
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
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
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
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